有一次欧洲文化课上讲柏拉图，读柏拉图的《费多篇》，那是苏格拉底死前最后一天的详细故事。有人问苏格拉底：怎样可以让你快乐？有人提到越狱，苏格拉底却否定了。他只是平和地回答：照顾好你们自己。问话人忍不住哭了，苏格拉底说：不要哭，我听说要安静地死去。然后他喝了毒酒，四处走了走，等到药性散发到全身，四肢僵硬，就倒在床上死去了。柏拉图借费多之口，带着一分愤怒和两分悲伤，写道：这就是我们同伴的结局，我们曾经历过同时代的人中，最有德行，此外最有智慧和最正义的人。

我知道他死前的话里其实有着很深刻的议题，有他对死亡的态度，他对灵魂的关照，他对来世幸福的笃信，甚至那时围绕在他身边的信徒的名字都可以反复罗列，那些人中最聪明的几个日后会发展出小苏格拉底学派的原型。但是我们一屋子的学生，捧着翻到最后一页的chapter 1，什么都没有说，什么都没有问。

晚上，几十个传媒学生像哲学系学生一样抱着厚厚一摞讲义离开一教，天空辉光把夜空染成浅浅的红色。在那个平常不过的夜里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肯开口讲话。那一刻，道理是说得清的，情绪是道不明的，而我们这些人纵使学了点欧陆哲学，依然只是一群情绪动物。

‍在跨越千年的悲伤面前，没有什么值得脱口而出的问题，没有什么需要被解释，没有什么需要被回答。

对“言说”的执着，是中西方文化上蛮有趣的一个差异。西方是走知识论的那一套，不能言说的知识怎么传递呢？苏格拉底就是个追求“定义”的人，他决不满足于知道某一种行为是不是勇敢，而是要找到适用于所有行为的勇敢的定义。上承苏格拉底，柏拉图提出了“不能被言说的不称其为知识”，更把对定义的追求和表达发展到极致。

东方则不一样，还记得慧可为什么得到达摩的衣钵真传？他一言不发的深深揖拜，比其他弟子的言辞都更加高明和虔诚。而老子也曾在他的道德经中开篇提出“道可道，非常道，名可名，非常名”，那可以被言说的、命名的，都不是永恒的真理。此后的五千言，不过是千方百计描述这无法言说的道，让后人略闻一二罢了。

你有没有曾经试图把一句汉语翻译成英文，怎么翻译都觉得不够准确、不能完全表达其在原本语言中的全部意涵？你有没有某一刻心里情绪涌动却万难形容出来，站在喧闹的人群里突然升起无人会意的孤单？

那就是语言的鸿沟了。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类与人类之间，尚且存在着这样的鸿沟；一个人的心与口之间，尚且存在着这样的鸿沟；那么那些本来就不属于人类产生出来的真理，与人类创造的语言之间的鸿沟，又有多大、多深、多难以逾越呢？大概只是会在某一瞬间突然起心动念，如同被偶然的一丝光照亮，心里看到了一点绝难与语言对应的真理吧。

情到深处，理到真处，语言都是无力的。

‍当我们借由语言进行教育和传承的时候，心中也应该满怀敬畏地知道，这世上还有不能言传的真理；而当我们用心体会这真理时，从灵魂中升起的虔诚与深情，赋予生来具有原罪的我们一种神圣的光辉。而我相信，拥有这光辉，是我们所能做的，最接近超我的行为。